江城又见江豚归。进入11月，在湖北省武汉市，人们欣喜发现，成群江豚逐浪嬉戏，重现“微笑”。
江豚是长江生态的“晴雨表”。2020年7月，武汉开启全面禁渔，如今，长江武汉段出现20年来最优水质。这离不开禁捕与保护的联动，武汉一方面加强“水、陆、岸、天”一体化监管，一方面成立江豚繁育保种技术研究中心，打造“数字江豚”项目，“数字江豚”化身江城新名片，“游进”《湿地公约》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、中国5G+工业互联网大会。
江豚，是武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。大江大湖大武汉，大城大乡大三农。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相汇，塑造了武汉独特的城乡格局，赋予其别具一格的三农禀赋。进入新时代，武汉立足全国超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，依托江湖资源，以大城市带动大乡村，以大市场带动大产业，努力走出一条都市近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子。
超大城市应有怎样的三农观？
“紧走慢走，一天走不出汉口”，武汉市常住人口1476万。大武汉，“大”在地理空间，“大”在人口体量。
这样一座超大城市，三农应有怎样的分量？
“武汉虽然是超大城市，但70%以上的国土面积在乡村，210多万常住人口在农村，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就没有武汉整体的现代化。”湖北省委常委、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指出，武汉是粮食主销区，蔬菜等农副产品保供也存在压力，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，要树立底线思维，确保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安全。
这样的重农观，给武汉带来了什么？
初冬时节，武汉市场上蔬菜、鱼类琳琅满目，其中不少产自本地。目前，武汉蔬菜和淡水产品自给率分别达到139%和110%。这两个“超100%自给”的实现，离不开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。
从武汉市区驱车约一小时，来到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五一大队，只见武汉汇春名优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设施大棚里，小白菜绿油油长势正旺。合作社负责人付祖平告诉记者，作为武汉“菜篮子”生产企业之一，合作社自有基地1000亩，又带动周边5000亩蔬菜种植，不仅满足了地产绿叶菜的消费需求，在疫情封控和极端天气来袭时，也发挥了保障蔬菜供应“不断档”的重要作用。
东西湖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周明介绍，东西湖区围垦建区60多年以来，从荒湖到良田、从国营农场到开发区，是全国首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之一，也是武汉市重要的蔬菜产地，被称为武汉市民的“菜篮子”。
而在新洲区潘塘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，虽然粮食已收完，但踩上去松软厚实的土地，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农业产能底气。“这里过去是有名的‘旱包子’，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后，尽管2022年遇到干旱，水稻还实现亩增产100公斤以上。”潘塘街道负责人陈国峰介绍，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后，这片项目区新增农产品产能53.17万公斤，年新增产值198.57万元，下一步还将与北大荒农服集团合作，通过提高科技含量，让水稻产量再上台阶。
城市规模越大，越要守牢农产品供应这一安全底线，千万人口的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决不能有闪失。武汉市保持粮食产量18亿斤以上，2022年超额完成粮食生产年度任务，实现面积、单产、总产齐增；市财政投入资金2.86亿元，保持周年在园蔬菜68万亩以上、规模猪场206家以上、设施渔业规模40万立方米以上。
大武汉离不开大三农，大武汉需要怎样的大三农？武汉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程用文认为，要在有限地理空间内，加快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化水平，挖掘乡村文化底层力量，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。
武汉樱花，全国闻名，其实这里的乡村花海更为多彩。黄、粉、紫、橙、玫红，江夏区法泗街道八塘村的五彩油菜，每年都吸引万余名游客前来打卡。“江夏不光有油菜花，还有一年四季的各色赏花游。有句话叫‘武汉那么大，周末去江夏’，距市区一两个小时车程的江夏区，已经成为武汉人都市休闲的后花园。”江夏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柳长胜介绍。
生活好了，城市居民更看重绿色、更向往乡愁，百花齐放的乡村，更能体现城市“标配”以外的独特魅力。“今后武汉市民不仅爬黄鹤楼、走城里的绿道，还会更愿意去乡村旅游、走农家的田埂。”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玉珍自豪地说。
超大城市应有怎样的重农观、强农经？对武汉来说，三农不只是责任、是底线，还是城市发展的新优势和新空间；“重中之重”不只是战略原则，更是工作实招。围绕乡村振兴重难点问题，武汉市委牵头开展系列专题调研，组织开展三农工作拉练，每季度聚焦一个主题开一次现场会。2022年，武汉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%，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。
